王军经济学家谈生命

作者简介：王军，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2期（总第7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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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命意义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这个问题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例如，远古时期人类的各种祭祀活动和图腾标记，大都与生命现象有关。

就学术研究而言，对生命问题的探寻远非哲学家的专利，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和医学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学科从各自角度对生命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

对于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自然不会缺少经济学家的参与。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一个独立的生命经济学学科，但经济学家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从未间断，这不仅是自身兴趣使然，也是经济学拓展新领域的尝试。

作为读者的我们，从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可以获得生命问题的新感知，同时为萦绕心头的问题：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找到一些有用的启示。

1生命、生活与人生攻略

通常，生命包括两个维度，即生命的数量和生命的质量。数量指生命的长度，如预期寿命。在联合国常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有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一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其中之一便是预期寿命，可见其重要性。

生命的质量一般由主观感受即所谓幸福感决定。创立于年的《幸福研究杂志》（The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就誓言成为“一个关于主观福祉的跨学科论坛”。

如今，围绕幸福的研究相当热门，有不少经济学家参与其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

生命数量与生命质量的最大不同是，预期寿命是一个宏观上的统计概念，相对客观、准确，适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比较；生命质量即幸福感，涉及主观因素较多，难以进行比较。

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写过一篇《生与死的经济学（TheEconomicsofLifeandDeath）的文章。

不用说，仅看题目就够吸引人的，不过，细读后，发现作者其实是从宏观角度谈论生死，强调由死亡率数据可以推测经济表现，进而了解经济组织的其他方面。森希望借助发展中国家死亡率这一指标，理解与“生”有关的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等。

无独有偶，另一位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也出版过一部英文标题类似的书，这本叫《生活中的经济学》（TheEconomicsofLife）的畅销书，内容包罗万象，从棒球运动说到平权法案，再到移民问题，不一而足，试图解释现实问题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这本谈论生活的书，却没有直面生命问题。也难怪，英文中“生活”和“生命”本就是一个词。

尽管生活和生命关系密切，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生命，便没有生活，因而，生命是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生命更为本质，而生活不过是生命的记录、表现和流淌而已。

如果说哲学家回答人为什么活着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很多都与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有关。

记得萧伯纳曾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多少沾上些人生攻略的味道。

“攻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少走弯路，人生攻略也如此，在于指出人生旅途中可能遭遇的困难，能少走弯路最好，即使不成，心理有些准备也可在麻烦降临时可以应对。

与现实世界比起来，教科书的世界要理想得多，也简化得多。这些被称为“典型化的事实”对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非常有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思考做什么更幸福，而在经济学中，问题转换为消费什么可以带来最大效用。因为现实中的“做什么”包罗万象，难以把握，而用“消费”代替后，问题就变得具体且可研究了。

现已证明，如果消费者的偏好不变，那么，当花在每一项物品或服务上的钱带来的满足感即效用都相等时，消费者的效用就实现了最大化，此时幸福感最强，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不过，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大量“悔不当初”的情形。即便如此，教科书的建议仍旧具有启发意义。

比如，如果我们消费前做足功课，多掌握些信息，就能大幅降低犯错的概率，将后悔减少到最小。后悔少了，我们也就聪明了。

借用上述思路，假定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做自己满意的事情，那么，我们不仅在每个阶段都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而且整个人生也实现了最优。

当然，这里隐含着苛刻的条件，即每个阶段我们都很满意。只要出现后悔的情况，就表明我们的选择出了问题，导致我们整个人生出现缺憾。

实际上，由于人们对于未来信息的不掌握，加之人们总有幼稚和认知不足的时候，要想人生没有遗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在有经验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获得未来的洞察力，少走弯路，减少遗憾。总之，没有完美人生，只有缺憾不一样的人生。

有人说后悔只是主观偏差导致的一种缺憾，其实，还有许多影响人生幸福的因素，尤其那些非主观的、现实因素，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旅程中都难免经历一些尴尬、窘迫和不如意。

中国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生前喜欢吃花生，但“文革”期间花生属稀罕玩意，通常要到节假日才能凭票购买一些。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很少会为吃不到花生感到烦恼。不过，现在人们的苦恼一点也不比启功先生那个年代要少，只是表现不一罢了，本质没什么两样。

例如，年轻时创业，追求事业成功，不知疲倦地工作，用健康换金钱，而到中年以后，事业小有成就，本可以过上舒坦日子，身体却每况愈下，因为健康透支过多，不得不花钱买健康。

今天中国很多中老年人也面临类似情况，年轻时生不逢时，根本没机会享用什么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而当生活条件改善后，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加之“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困扰而不得不舍弃。

上述种种人生遭遇，都与一个经济学概念有关，即“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又称“动态不一致性”，意思是当事人最初的选择或行为，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再有效。

换句话说，人们要不断决策，以更新当初的选择或行为。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是有问题的。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这看似简单的现象，其实蕴含着大道理。芬恩·基德兰德（Finn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正是因为帮助宏观经济的决策者更好地认识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而荣膺年经济学诺贝尔奖。

时间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时间的一维性，即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时间的一去不复返，意味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正因如此，才凸显生命之珍贵。

继续联想下去，会发现古人提到的“及时行乐”有一定道理，而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更是令人感慨万千。

许多人都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说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他方面出现问题也会令人“老大徒伤悲”，如“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

上述情绪如果从作家张爱玲嘴里说出来，则是另一番景象。张曾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言极是。

2生命的价值

过去这些年，有一个专业术语在风险研究领域快速流行开来，这便是“统计生命的价值”（theValueofaStatisticalLife），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维斯库西（W.KipViscusi）等人推广的一个概念。

假定有两份工作：一份室内收银员的工作，月薪元；另一份环卫工作，月薪元。环卫通常在公路上进行，意外死亡率为万分之一，而收银员无此风险。

如果甲乙两人知晓这些信息，甲当收银员，乙做环卫，乙一旦意外死亡，该如何补偿呢？计算方法是-=（元），再除以万分之一，得到（万元），这一数值被称为乙的“命价”。

若此时出现第三者即丙，他也做环卫，但通过讨价还价将月薪提高到元，则丙的“命价”为（万元）。

现实中，不同人在面临相同风险时，对风险的看法并不一样，这导致他们的“命价”也不同。“命价”的提出为保险领域提供了一种估计生命价值的新方法。

尽管具有统计学上的涵义，但“命价”只是单个生命的价值。借助一些方法，经济学家可以推测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价值。

例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预期寿命每延长一年，会带来4%的经济增长；另一研究估计，癌症或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只要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价值0亿美元。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生命价值进行测算，无论是预期寿命还是死亡率，其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依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解，无论是预期寿命，还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与经济增长有关。因为一个简单逻辑是，增长造成了环境污染，而这损害健康，影响寿命。

为理解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借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琼斯（CharlesI.Jones）的“生命和增长”（LifeandGrowth）一文来加以说明。

这篇40页的论文发表在年4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文章开篇即提到现代技术的两面性：

一些技术拯救生命，如新疫苗、新型外科手术以及更安全的高速公路等；另一些技术却威胁生命，如污染、核事故、全球变暖、疾病快速的全球传播以及生物工程病毒等。

传统的增长理论在面对技术问题时，通常只考虑它对消费的影响。譬如，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能够市场化，就能增加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经济学家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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