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中,写作和出版如何烛照现实与人202
记者
董子琪编辑
黄月1
年是特别的一年，对人如此，对文学亦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年头里，文学获得了哪些收获，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书写行为和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的剧变？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行业和书店何时才能走出疫情之下的萧条寒冬？西方世界的BlackLivesMatter运动和CancelCulture风潮正在如何一点点改变整个出版业态？在这篇文学及出版事件盘点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将与读者一起从国内的写作与出版出发，望向更广阔的疫情之下的行业图景。当我们说“阅读时，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是读者；在这篇盘点中，我们既是文学评论者，也是行业观察者。
国内名家的虚构作品方面，诺奖得主莫言今年推出新作《晚熟的人》，延续了以往山东高密故乡人事的写法；作家迟子建也出版了新长篇《烟火漫卷》，以哈尔滨为城市背景讲述几代人的家庭故事。前者可见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局限，后者则沉迷于对伦理纠葛和无常命运，这都让我们严肃思考文学对现实的探索与塑形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为他人的写作”何以成立。
在非虚构门类，项飙与陈嘉映的新书在今年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知识分子以更新的书写体例介入现实议题，对旧问题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当下的新疑惑。田丰和黄灯关于三和青年和二本学生的关照，照亮了昏暗之中的角落与人群，两部作品试图提出与回答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收获了许多回应与延展。在新人作者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班宇、陈春成、淡豹和李诞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于当代生活的观察，这种当代观察也呈现出了纷繁各异的特点和局限。
01从草莽英雄到知识分子写作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后，莫言出版了新作《晚熟的人》，收录了年到年的中短篇创作，作品基本延续山东高密的乡土书写，展现了莫言小说中常见的出身草莽但具有斗争精神、无论如何都战斗到底的农民形象，尽管这种战斗有时缺少目标，甚至落入荒谬的境地（《斗士》《表弟宁赛叶》）。莫言的小说对话与叙事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朴素幽默。对于获得诺奖之后的个人及家乡变化，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做出了某种回应——“我”的家乡建设了莫言故居以及黄玉米影视基地，原来的小学同学作为群演，在基地里抬花轿和赶驴来营造原著氛围，洞察商机的邻居赚得盆满钵满，还弄了一台煽动中日民族仇恨的滚地龙拳擂台赛（《晚熟的人》）。
作家李洱将莫言《晚熟的人》的人物系列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相比，认为人物之间都构成了互文关系，并提出“晚熟的人”体现了莫言对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期待而并非判断，因为莫言小说中更多的人体现出的状态“是早熟或者说早衰，那些在光着屁股打架的人，在肉体茁壮长成之后，精神却再无可发展的空间”。
以《斗士》来说，故事人物武功从年轻时就有着强烈的斗争意识，他在生命的尽头依然是个斗士，他熬死了所有的仇人，保全了他要斗争的精神，成全了“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的名声。卑微的、不屈不挠的胜利者形象确实令人动容，然而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精神，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除了不断地自我加强，并没有发展出其他的可能。
《晚熟的人》莫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年8月莫言笔下人物的精神发展空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乡土书写之外，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篇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描写对的作品《贼指花》，与乡村人物相比，这些出现在豪华酒局和笔会上的人物并不因知识文化而更具精神维度。小说描摹了笔会知识分子相聚时乌烟瘴气的氛围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一位美丽的女性被称为“法拉利”，一位作家称呼在场所有女作家为“前妻”，在聚会上人们调侃着“不跟师傅睡永远学不会”，也有人将所有与会女性的长相优点“嘴、腿、眼、眉”编成了顺口溜。在《贼指花》里，女副镇长在介绍当地特色饮料时被追问是否具有壮阳功能，讲出名字时也要被调侃“又红又黄”。在《晚熟的人》这篇的豪华宴会场景里，被夸奖有文化的发小也以“种子库被踢坏了、连生两个女儿”的段子取乐。
有意思的是，缺乏灵魂的笔会的场景我们也可以在路内年初的新作《雾行者》当中看到。与路内过去常常处理的厂区青年生活不同，《雾行者》写到了重庆一次笔会的场景，主题是探讨世纪末小说的创作，总体发言“非常无趣”，还要装作在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主人公在看到文坛诸位群像之后，也默默在心里预测各位的前途，比如作协头头或许因为缺少才华所以走得更远。
《雾行者》路内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年1月
在《贼指花》与《雾行者》中，笔会均被描摹为缺少精神的场合，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的相聚都是虚伪的。于坚今年出版的《巴黎记》里同样有诗人与知识分子的聚会，但那是一种不同于官方笔会的景象。他曾在一个朋友家里、一个被称为“断头台小剧场”的地方举办非诗歌朗诵会，与会者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巴黎诗人，似乎永远生计无着、难以衣冠楚楚，但仍然活得乐滋滋的，正是这样的人的相聚让他认为：在巴黎，诗意是可以公开与合法化的。在今年出版的《我愿成为明月的椅子》里，已故诗人外外回忆南京半坡村朋友们自早到晚的相聚，为每位朋友画出了肖像，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某种亲密诗意：
“自青年的黄昏到老人的夜幕/幽暗的音乐为我们拉开话闸/猜想乌黑的头发越来越少/咖啡、果茶与啤酒相处到天亮之前……曹寇瘦了/李黎壮了/小平笑出了兔牙/……你们在小说中提着各自的灯笼/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偶尔谈起别的人物/那是和村子里的邻居问声好。”
02仅仅有伦理生活就够了吗
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成对照的是家庭伦理生活。迟子建的新长篇《烟火漫卷》以哈尔滨城为背景，围绕一则四十年前孩子被偷走的事件，讲述了多个家庭几十年来以寻找孩子为重心的生活起伏。
一方面，人物的主要矛盾围绕伦理亲缘展开：一家人互相支撑当然正常，萍水相逢的角色之间也要建立亲缘关系，而且建立得迅速异常（小说开篇，初见女主立刻让自己的孩子叫对方爸爸，虽然男主以及其他人都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不过之后小说解释了她的动机）。另一方面，亲缘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怀孕、生产、流产、出轨事件是推动小说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塑造人物命运的关键，人们因此开心和失落，甚至到“精神变态”的程度。不光老一辈人如此，新一辈也是一样，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失去儿子又因癌症被切除子宫的女性角色变得冰冷而僵硬，她投身于职业中，直到遇到了撞上门来的孩子，才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对生育和伦理的“迷恋”并不只体现在主角故事之中，就连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邻居的命运，似乎也陷入了生孩子还是流产的伦理纠葛之中。
《烟火漫卷》迟子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年8月《烟火漫卷》围绕伦理与情感讲述北方故事，今年出版的张忌《南货店》从计划经济的南货店讲到市场经济的食品供应公司，主角和配角的命运也由伦理情感事件串联。小说开始最主要的矛盾并不在于经营而在于伦理困境，齐师傅的儿子并非妻子所生，而是“借他人肚皮”；小说中途，南货店经历新旧人事更替，主角终于当上南货店店长，然而最让他感到烦恼的一样是女人——女店员惹来许多麻烦，又与男店员闹出风流韵事——但她在之后的叙述中消失了。像这样惹出一场风波之后消失的女性角色在书中不止一个，读者可以观察到，这些女性的命运如此地不由自主，她们听从着他人的安排，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而内在的情感与动机显得模糊。将命运的“不由自主”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一长亭杜家的二媳妇，她死了丈夫，被夫家大哥“设局”安排，稀里糊涂嫁给了本来的小叔子老三，结果没多久老三也死了，只能自认有罪孽，最后听了一个台州客人的话信了“主”，跟着此人走了，从此音讯全无。
将小说写成伦理生活史自然有道理，小说文体从诞生背景来说就扎根于俗世生活当中，但俗世仅仅包裹着伦理与情感吗？如果以周濂评价冯小刚电影的观点来看——仅仅有伦理生活的故事的弱点在于，站在伦理生活的视域里，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这类故事的本质是一大堆好人和不好不坏的人的伦理生活史——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更像苦情戏。比如在《烟火漫卷》里，虽然人物尤其是女主人公有崇拜神灵的一面，但信仰并没有起到指引心灵、坚定信念的作用，相反，人物命运主要由世间随机出现的事件挫败或支配。面对着这样的作品，除了一声叹息、哀叹命运，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反应呢？
或如今年出版的《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一书所言，现实和尘世的意义都须斟酌，尘世不是一地鸡毛的平凡庸琐，更不是泡在荷尔蒙中的物质或身体，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领域，需要写作去探索和塑形。面对世俗生活，光是书写一连串外在的历史政治事件以及家庭内部伦理悲喜，沉浸于历史创伤、情欲浮沉、血脉延续的写作之中，而对更崇高意义与价值保持沉默，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烟火漫卷》的努力，迟子建试图塑造高于好人的好公民形象，让笔下人物肩负起社会责任。比如说角色之一狱警退休之后仍维持与出狱人员的联系，但她的公众事业轻而易举就被丈夫的出轨事件打断了，她的意志迅速瓦解，变成了一个要用自己身体报复丈夫的女人——这样的转变又是否太轻易了呢？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姜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
今年引入简体中文版的陈映真小说全集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在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陈映真写出了上班族陷入大城市工作网络中的一种现实：他们遵循着上班下班的规律，被晋升魔咒笼罩，当初怀抱着的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志愿逐渐消散。陈映真观察的不仅是人的悲欢离合，比如《夜行货车》里也写到了情人聚散，他更在意的是其背后的生活的真实，即人们的生活乃至亲密关系是如何被跨国资本体制所改变的，而书写这些的目的——用陈映真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他人的生活，为他人的文学”。
《夜行货车》陈映真著理想国/九州出版社年6月03非虚构写作的力量与不足
在今年十月南京举行的上海—南京双城非虚构写作工作坊上，包括何平、金理、淡豹、田丰在内的诸多作家学者，针对非虚构创作如何补足虚构的欠缺展开了讨论。学者金理在阅读《雾行者》时有一个发现，女性角色之一开场时是一位文艺女青年，在结尾处已经变成了一位卧底调查记者，他认为，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似乎意味着一种非虚构气质对文学虚构的战胜和克服。社会学学者田丰提出，同样是写农民工以及三和青年题材，小说的创作似乎非常“容易”；何平回应指出，社会学所规避的正是文学所滥用的，由此质疑了文学对想象力和情感的过度征用。淡豹在点评《人物》杂志的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时提出，文章写外卖小哥从电瓶车超速和逆行中体会到了一种顺畅感，以及对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超过了那些循规蹈矩的城市白领和上班族；他们不仅仅为了利润而超速，也为了掌控感而超速。这种超越刻板印象的书写让读者看到了外卖员的内心活动，而非直接假设他们是可怜的受害者。
有趣的是，与会者多次提到不在场的何伟，也有学者称，人们越多地提到何伟，就越证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匮乏。何伟的译者李雪顺也在场，并提到了美国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桑切斯的孩子们》，这部书的引论部分已经在回应非虚构如何填补虚构空白的问题，称文学丧失了与现实的对等性，19世纪时记录工业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由文学家来完成，当下却没有与之匹配的作品，因为作家都在忙着书写中产故事，而与中下层和穷人断了联系。在同年代（年代）的乔治·斯坦纳看来，同时代最好的作品不再是小说而是《桑切斯的孩子们》这样的作品。斯坦纳回顾他的时代时说，这个时代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压倒了传统的虚构形式，与现实报道的热情和权威相比，小说面对“极恶的现实”陷入了沉默；他也预言了“诗学的过渡阶段”，即小说的技法和规矩被运用在心理、社会和科学材料上，小说的理念和资源在非虚构中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中国作家与学者感受到的虚构面对非虚构的挫败与焦虑，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被同行非虚构写作者和文学批评家观察到了。斯坦纳所说的“诗学的过渡阶段”也对中国非虚构发展也有所启发。
如果将非虚构的视野扩大，我们会可以发现年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内容。社会学研究者田丰与林凯玄合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与高校教师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均引起热议。前者聚焦三和青年生活状况，对“挂逼”“屌毛”等三和术语的捕捉，对买彩票、玩手机、日结生活方式的观察十分细致；后者从教师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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